不养白尾猫青睐京叭狗—老北京的宠物习俗 老北京旗人的吃民俗文化
人在过年的时候免不了会想起从前的事，尤其像北京这样有着厚重文化底蕴的城市。北京人养宠物的历史可长了，学问、讲究也多。从宠物习俗的变迁，我们可以寻找到生活轨迹的变化。
养猫，是人们生活的乐趣之事，且由来已久，《礼记》中就有记载。老北京养猫讲究品种，大多以毛长者为贵，“柔毛有四五寸者为珍”。这种猫尤显头大威武，且披肩长毛下垂，类似雄狮之相，故称为狮子猫。在这个品种内，还要以毛色的好坏来区别猫的高下。
一般认为白者、黄者为上品，黑者、杂色者次之。又按皮毛花纹赋予不同的雅称，如白猫黑尾者，称为“雪中送炭”；上半身黑而下半身白者，谓之“乌云盖雪”；白猫头尾具黑者为“鞭打绣球”。据说，猫的花色变幻有百余种，但绝佳的并不多见。此外，猫眼必以两色者为贵，名曰“雌雄眼”。俗说“爹一只，妈一只”，此为“波斯种”。但老北京人不喜欢养白尾猫，以为不祥。
早年富户养猫者以羊肝煮熟、剁碎拌以白米饭，以熏苦肠拌饭者次之，贫户则从油盐店买来无盐干鱼，谓之“猫鱼儿”，用温水发开剁碎，掺在揉碎的窝头渣子里，属于穷喂。
北京人认为养猫乃高尚之情趣，其来源多系亲朋间互相赠送，以为礼品。那时的老北京人不卖猫，还把卖猫、卖狗视为破产的象征，决不肯为。
很多知名人士都养猫。比如，著名画家丰子恺养猫、画猫；冰心老人家的咪咪在猫谱上名“雪里送炭”；老舍先生养猫，端木蕻良先生也养猫。作家养的猫有一种“优越”，它们常是名家笔下的生花文章。
一些爱猫者还赋予某个品种的猫以特殊的意义—猫王。据说“猫王”的条件是：体重须达八斤以上，谓“八斤猫能逼千斤鼠”；其肤色只限于纯黄或纯狸，且有虎纹，头扁圆，耳小而薄；眼睛须是所谓“金眼夜明灯”者。其脸谱须是白嘴盔子、红鼻头，嘴旁各有手指肚大小的一块黄点，俗称“蝴蝶斑”，触须坚如钢针。不论黄、狸毛色，肚皮须纯白色。尾巴由长毛组成，状如“火焰”，谓之“麒麟尾”，不认识的往往称为“秃尾巴根子”。总起来即是狮头、虎身、麒麟尾。猫王都是雄性的，雌性一律不上谱。
养狗
狗与人类打交道，亦由来已久。现在北京遍街都是的“京叭”，“祖上”是十分高贵的。宫中饲养的玩赏狗名“狮子狗”（北京狗），六七寸高、十二三斤重，尤以绛色、白色为珍贵，有所谓“绛为金液白如银”之句。
老北京在护国寺庙会有狗市，但所交易的都是观赏狗：袖狗、叭狗。袖狗仅一掌大小，然生性好斗，又叫“斗狗儿”，可藏于袖间，因此得名。两位饲狗者将狗置于桌案上观其争斗、撕咬，以博得一乐。
此举多为有钱有闲的人所为，且将弈棋、品茗、论画交汇其中，当算是雅事的。“天棚鱼缸石榴树，先生肥狗胖丫头”这两句对北京四合院的精辟概括，说明被宠爱的狗比主人宅第中的仆人要高得多。
蟋?
蟋蟀，咱们北京人称之为“蛐蛐”，又名促织。民间有“促织鸣，懒妇惊”的俚语。风紧秋寒，过冬的服装不可再迟缓，促织鸣唱即是节气已到，催妇人做针线女红，织布成衣。
蟋蟀是一种分布广泛的昆虫，北京地区的蛐蛐以京北苏家坨的“伏地儿蛐蛐”和京西福寿岭的“青麻头”最佳。老北京养蛐蛐、斗蛐蛐的用具极讲究，在冬至前用的澄浆罐，是用澄浆泥淀制成型、入窑烧制而成的。三四十年代，制作艺人中以“泥人黄五”、“大关”、“通州李”等最著名。养蛐蛐，趣在蛐蛐的厮斗与鸣唱，一般的蛐蛐拼斗并不引人注意。自中秋节后至重阳节左右，一些专门养蟋蟀的，备好战场，随即下帖约人。请帖外皮写的多半就是“乐战九秋”。蟋蟀的争斗，本是昆虫的一种自然本能，却往往掺入许多人的成分在其中。
五六十年代，蛐蛐是北京儿童不花钱或极廉价的玩意儿（当然此间无上品），大概没有哪个男孩子没玩过蟋蟀。
金鱼
享誉国内外的水中宠物金鱼，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。金鱼系鲫鱼变种，因其色赤而鳞片闪烁若金，故名金鱼。金鱼的品种很多。望天、龙睛、珍珠、红头、帽子、绒珠、水泡眼、狮子头……北京人图吉利，养金鱼讨的是“吉庆有余”、“年年有余”的口彩。在北京人的口语中，宫廷中四尾的珍贵金鱼称为“金鱼”，而各色的两尾鲤鱼类的金鱼称为“小金鱼儿”。加一个小字，再读出儿化音，这鱼可就两码事了，其价格相差也甚远。
小金鱼儿十分耐寒，腊月、正月是小金鱼儿最好销的季节。贫穷者买两条小金鱼儿，又哄孩子，又图吉利，讨个“来年有余”的兆头。其实，孩子玩了几天之后鱼就全到上面“仰泳”了。而有身份、有地位的主儿，家中养鱼则专有鱼把式伺弄。
老北京家庭养鱼的，一般都以圆形三足缸或长方形玻璃缸为多，家庭富足者则用瓦盆饲养。因时间用的已久，盆内都有一层绿茸苔，观鱼更为艳丽。
养鸟、养鸽子
北京人养鸟久已有之。养鸟的人，有闲阶级为多。文人多养百灵、靛颏、红子一类；体壮者多养画眉；撂地卖艺者则多养交咀、“老西儿”一类。无论文人墨客、梨园名优、杏林国手还是车夫、轿夫都有好养鸟的，只是贵贱不同而已。算命先生多养驯化成熟的黄鸟，以用其叼卦骗人。
早年间北京养鸽者众多。老舍先生的《骆驼祥子》、曹禺先生的《北京人》中，都有对鸽子的描写。老北京的鸽子市很热闹，诸如阴历逢逢八的护国寺庙会，逢逢十的隆福寺庙会。此外，在崇文门外的花儿市还有一家专门的鸽子市。
每逢庙会，成笼的鸽子便手携车载源源而来。鸽子的品种很多，珍贵的有短嘴、铁牛、青毛、七星、紫点子、紫玉翅等。冬末春初之际，北京人习惯到景山公园的万春亭赏景观鸽。尽管寒冬尚在，那鸽哨也都会让人感到古老京城的活力。
老北京旗人的吃民俗文化
在过去，老北京的旗人对吃喝是非常讲究的。旗人家早晨起床漱口后，先沏上小叶茶或高碎、高末，然后吃早点。一般的家庭干的（主食）为烧饼，稀的为大米粥、玉米面粥。旗人家重吃重喝，引得外面饽饽铺的汉族师傅们备加照顾，经常定时定点的送糕点上门。
吃饭之际，必有酒肉和适当的小菜，为的是吃“顺口”。吃完晚饭要上时令瓜果，差不多的人家都存有红果酱。当然，这情景是清盛时之景，到了民国，旗人们生活窘迫，哪里还提得到吃。
旗人家十分重视岁时。“头伏饺子二伏面，三伏烙饼摊鸡蛋”，应时节令，必吃必喝。每当来客时，除自备酒饭外，多到外面饭铺叫“盒子菜”。其实吃是一方面，二是有礼貌，同样一件事，有人说满族人是“穷摆谱”。
比如清晨一起，旧时人们没有刷牙的习惯，一般人起来就吃。旗人则不同，总要在清口（洗漱）后喝一壶茶，再吃东西。理由是一夜了，肚子里存不少秽气，喝茶先湿一下食道，吃时觉得香、顺溜，一天都精神。旗人们为喝早茶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“冲龙沟”。
“饽饽”、白肉、盒子菜、涮羊肉
老北京的旗人们身体都很健壮，就是到老了也很少闹病。他们禀承着祖先在关外狩猎的习惯多爱吃粘食，比如：春季有豆面饽饽，夏天的酥皮饽饽，秋时的粘豆饽饽，冬天的冻粘糕饽饽。
“饽饽”一词在满洲人中用途广泛，只要是面食做的食品，都要称之为“饽饽”，就连煮饺子，也称为“煮饽饽”。生活好的时候，旗人们爱吃白煮肉。做法很简单，就是将猪肉洗净，切成大块在白水中煮。待熟后，切成薄片，沾酱油、蒜末吃。这种白煮肉原料都比较肥，煮后切成片放在盘中如汉白玉一般，只有胶性的肉皮和瘦肉部分有些淡红的颜色。白肉吃完，切肉片剩下的肉渣可以做肉末烫饭，煮白肉的汤放些盐可以做“白水熬白菜”。
盒子菜多是由山东人开的肉铺、饭馆供应的，饭馆掌柜很能掌握旗人们的心理，做买卖十分精明。他们特制一种铜盒子，打开盒盖，里面又分成许多小盒，一般为7个或5个小盒拼成图案，所以又叫梅花盒。掌柜的将六七种菜分别装在大铜盒里，有酱肉、炒菠菜、粉丝、猪头肉、豆芽等，吃时用大饼做皮，每样菜都夹上一点点卷起来，吃时特别香。
涮羊肉也是老北京旗人们爱吃的，不过当时不叫涮羊肉而称之为“涮锅子”。每次，仅白醋、酱油、豆腐、韭菜花、糖蒜、冻豆腐等佐料就达30种，可比今天看到的麻辣火锅、鸳鸯火锅实惠多了。
按照时令吃东西
北京旗人家的妇女由于吃穿不愁，所以注意力都放在服侍男人、教育孩子、孝顺老人身上，管家理财是一把好手，旗人家男人是不管这些杂事的。妇女们做饭是老人们传下来的，俗话说：“千年的媳妇熬成婆”，她们的做饭、做菜技艺很高，而且十分符合农历的时令。
开春时吃豆芽菜卷饼，初夏时是“糊沓子”，酷热时吃过水凉面，秋天吃猪肉小碗炸酱，面码非有七八种不可。
冬天是北京旗人们最爱讲吃的季节，一是天凉，二是军事训练不紧，三是两节（春节、元旦）前后过，四是朝廷连续发钱，五是婚娶嫁接连不断，即使外面天降大雪，旗人家里的饭桌上也是春意融融。
“打春的抻面，夏至的凉面，秋天的炸酱，冬天的打卤”，是旗人家中的面食四季的吃法。至于“打春的春饼，夏天的井拔凉，立秋的肉包，冬天的馄饨”，也是北京旗人们的一种吃法。京旗营中，前锋正兵、委前锋在营内地位最低，除了吃喝，别的都不想。
室内没有什么家具，就连最简单的八仙桌、座椅都没有，吃饭就用炕桌。客人来了，就请客人上炕。因为满族人都长于盘腿坐，这样能收腹挺胸。不过盘腿坐也是整天练习，舒筋松弛的结果，一般人还真不习惯，小孩们一开始就是将脚伸到炕桌底下去。
窝窝头也有讲究
老北京的旗人不能老过舒坦日子，辛亥革命后，宣统逊位，断了俸银、禄米，只好卖力气、当东西、教书或做小买卖。人们能吃上窝头就不错了。民国年间通常吃的是拌三样：将芝麻酱和切碎的韭菜花、辣青椒拌好，加上一点黄酱，更多的是将玉米面和硬一些，切小块，用盆摇匀，做煮球，拌韭菜花吃，连汤带水，充饥肚皮。
窝头似乎是北京特有的食物，是用廉价的玉米面或麸子做的，上面有尖，下面有洞，出锅后状似土包。而北京的片汤，薄而透亮，浮在汤里，犹如薄纸一般。当时，许多旗下老人都抱怨道：“过去咱吃两指在上，八指在下（指吃水饺时的挤饺子的动作），现在可好，吃一指在里九指在外（指做窝头的动作），吃的是窝头和薄面片。”其实，旧社会很多的人家连窝头、片汤都吃不上，旗人们吃惯了嘴，稍微差一点的都觉得委屈。
这就是老北京旗人的饮食习俗，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，但是随着清政府的瓦解，人民生活的提高这种民俗已经被人淡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