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路蹦蹦的北京评剧 老北京旗人的吃民俗文化
我国古代生活娱乐并不像现在都市生活这般丰富，那时候以戏曲为代表的娱乐方式在我国深受喜爱，同时由于我国地域辽阔，各地也形成了不同的戏曲剧种。戏曲在北京文化里有不可替代的地位，其中评剧是最贴近大众日常的一种。
北京评剧有西路和东路之分。西路评剧由西路莲花落和十不闲演变而来，形成于1900年前后，被称为西路蹦蹦。因主要在北京及周围地区活动，所以又称“北京蹦蹦”。1958年，在中国评剧院挖掘传统“西路蹦蹦”时，正式定名为西路评剧。
西路评剧是蹦蹦戏的一个支流，即西路蹦蹦。西路蹦蹦的前身是京东地区民间秧歌。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莲花落及河北梆子的影响，逐渐演变成对口彩唱的两小戏（一旦一丑）；至1900年（光绪二十六年）前后，演变成三小戏。始盛行于玉田、丰润（西部）、三河、宝坻、香河、平谷和蓟县一带，并流动演出于京、津以及京西、京南、东北辽沈一带。
艺人三五成帮，以此乞食。1958年始称为西路评剧。西路评剧大约形成于清光绪初年。当时，正是京剧和河北梆子在京津地区红红火火的时期。闯江湖的京剧、河北梆子和唱莲花落的艺人，在京津地区演出十分活跃。受其影响，渐渐北运河畔的一些农村，农民为了自娱自乐，也组织起了唱“莲花落”的班社。
在其发展的过程中，莲花落艺人将演唱的剧目，进行了“拆出”，也就是把第三人称改为第一人称，使莲花落完成了从曲艺形式到戏曲形式的变革，成了“蹦蹦戏”。为区别于唐山的蹦蹦戏，人们称其为北京蹦蹦戏、京东落子、西路评剧。初期，西路评剧的演员和班社主要活动在京津地区的通州、武清、蓟县、香河、宝坻一带农村。
后来，在农闲时节，他们也到集市、庙会上卖艺。1893年（清光绪十九年），金叶子、王殿佐等人，进入北京，拜着名北京莲花落艺人赵新桓为师。赵新桓（因其演出时在头上戴一抓髻，人称“抓髻赵”）是领取清朝钱粮的汉军旗人，唱莲花落是“玩票”，不为挣钱，就是喜欢，在京城演艺圈里是大名鼎鼎的人物。
他曾与当时着名的京剧演员谭鑫培、杨小楼，一同进宫为慈禧太后同台演出过。有了赵新桓的支持，从北运河畔走进京城的农民艺人，开始在东安市场的小吉祥戏园演出。他们演出的《小姑贤》、《杨二舍化缘》、《顶锅》、《打狗劝夫》等剧目，带有浓郁的北运河乡土气息，内容通俗易懂，演唱生动活泼，很受市民大众的欢迎。
西路评剧在京城站住了脚，相继又有多个班社从北运河畔的农村，进入北京，在天桥、后海和月坛等地专门开辟的“落子馆”演出，十分火爆。连有些河北梆子的演员，都加入了他们的班社，改行唱了蹦蹦戏。1911年，挑帘红、郭启荣、赵满堂一行十多人，应邀一路南下，到江浙和上海演出，把这种北方的乡土艺术传播到了南方。
回京时，又转道在山东济南府演出了一阵子，名利双收，很是风光。在郭沫若、老舍和刘绍棠等作家的文章中，都曾提到过看蹦蹦戏的情景。直至20世纪30年代，西路评剧火爆了几十年。西路评剧的艺人，大多是没有文化的农民，思想上保守，艺术上缺少变革精神，没有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剧目，渐渐由盛而衰。
20世纪30年代，“东路评剧”的诸多班社，芙蓉花、白玉霜、喜彩莲等名家，相继进入北京，西路评剧抵挡不住这股潮流，渐渐在北京城里销声匿迹。有的西路评剧演员加入了东路评剧的班社。唐山蹦蹦戏则在不断变革中，成为评剧的主流。解放后，中国评剧院曾请回西路评剧的部分老艺人，挖掘整理了一批传统剧目，但已很少演出。西路评剧的唱腔，只偶尔在个别剧目的唱段中出现。
老北京旗人的吃民俗文化
在过去，老北京的旗人对吃喝是非常讲究的。旗人家早晨起床漱口后，先沏上小叶茶或高碎、高末，然后吃早点。一般的家庭干的（主食）为烧饼，稀的为大米粥、玉米面粥。旗人家重吃重喝，引得外面饽饽铺的汉族师傅们备加照顾，经常定时定点的送糕点上门。
吃饭之际，必有酒肉和适当的小菜，为的是吃“顺口”。吃完晚饭要上时令瓜果，差不多的人家都存有红果酱。当然，这情景是清盛时之景，到了民国，旗人们生活窘迫，哪里还提得到吃。
旗人家十分重视岁时。“头伏饺子二伏面，三伏烙饼摊鸡蛋”，应时节令，必吃必喝。每当来客时，除自备酒饭外，多到外面饭铺叫“盒子菜”。其实吃是一方面，二是有礼貌，同样一件事，有人说满族人是“穷摆谱”。
比如清晨一起，旧时人们没有刷牙的习惯，一般人起来就吃。旗人则不同，总要在清口（洗漱）后喝一壶茶，再吃东西。理由是一夜了，肚子里存不少秽气，喝茶先湿一下食道，吃时觉得香、顺溜，一天都精神。旗人们为喝早茶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“冲龙沟”。
“饽饽”、白肉、盒子菜、涮羊肉
老北京的旗人们身体都很健壮，就是到老了也很少闹病。他们禀承着祖先在关外狩猎的习惯多爱吃粘食，比如：春季有豆面饽饽，夏天的酥皮饽饽，秋时的粘豆饽饽，冬天的冻粘糕饽饽。
“饽饽”一词在满洲人中用途广泛，只要是面食做的食品，都要称之为“饽饽”，就连煮饺子，也称为“煮饽饽”。生活好的时候，旗人们爱吃白煮肉。做法很简单，就是将猪肉洗净，切成大块在白水中煮。待熟后，切成薄片，沾酱油、蒜末吃。这种白煮肉原料都比较肥，煮后切成片放在盘中如汉白玉一般，只有胶性的肉皮和瘦肉部分有些淡红的颜色。白肉吃完，切肉片剩下的肉渣可以做肉末烫饭，煮白肉的汤放些盐可以做“白水熬白菜”。
盒子菜多是由山东人开的肉铺、饭馆供应的，饭馆掌柜很能掌握旗人们的心理，做买卖十分精明。他们特制一种铜盒子，打开盒盖，里面又分成许多小盒，一般为7个或5个小盒拼成图案，所以又叫梅花盒。掌柜的将六七种菜分别装在大铜盒里，有酱肉、炒菠菜、粉丝、猪头肉、豆芽等，吃时用大饼做皮，每样菜都夹上一点点卷起来，吃时特别香。
涮羊肉也是老北京旗人们爱吃的，不过当时不叫涮羊肉而称之为“涮锅子”。每次，仅白醋、酱油、豆腐、韭菜花、糖蒜、冻豆腐等佐料就达30种，可比今天看到的麻辣火锅、鸳鸯火锅实惠多了。
按照时令吃东西
北京旗人家的妇女由于吃穿不愁，所以注意力都放在服侍男人、教育孩子、孝顺老人身上，管家理财是一把好手，旗人家男人是不管这些杂事的。妇女们做饭是老人们传下来的，俗话说：“千年的媳妇熬成婆”，她们的做饭、做菜技艺很高，而且十分符合农历的时令。
开春时吃豆芽菜卷饼，初夏时是“糊沓子”，酷热时吃过水凉面，秋天吃猪肉小碗炸酱，面码非有七八种不可。
冬天是北京旗人们最爱讲吃的季节，一是天凉，二是军事训练不紧，三是两节（春节、元旦）前后过，四是朝廷连续发钱，五是婚娶嫁接连不断，即使外面天降大雪，旗人家里的饭桌上也是春意融融。
“打春的抻面，夏至的凉面，秋天的炸酱，冬天的打卤”，是旗人家中的面食四季的吃法。至于“打春的春饼，夏天的井拔凉，立秋的肉包，冬天的馄饨”，也是北京旗人们的一种吃法。京旗营中，前锋正兵、委前锋在营内地位最低，除了吃喝，别的都不想。
室内没有什么家具，就连最简单的八仙桌、座椅都没有，吃饭就用炕桌。客人来了，就请客人上炕。因为满族人都长于盘腿坐，这样能收腹挺胸。不过盘腿坐也是整天练习，舒筋松弛的结果，一般人还真不习惯，小孩们一开始就是将脚伸到炕桌底下去。
窝窝头也有讲究
老北京的旗人不能老过舒坦日子，辛亥革命后，宣统逊位，断了俸银、禄米，只好卖力气、当东西、教书或做小买卖。人们能吃上窝头就不错了。民国年间通常吃的是拌三样：将芝麻酱和切碎的韭菜花、辣青椒拌好，加上一点黄酱，更多的是将玉米面和硬一些，切小块，用盆摇匀，做煮球，拌韭菜花吃，连汤带水，充饥肚皮。
窝头似乎是北京特有的食物，是用廉价的玉米面或麸子做的，上面有尖，下面有洞，出锅后状似土包。而北京的片汤，薄而透亮，浮在汤里，犹如薄纸一般。当时，许多旗下老人都抱怨道：“过去咱吃两指在上，八指在下（指吃水饺时的挤饺子的动作），现在可好，吃一指在里九指在外（指做窝头的动作），吃的是窝头和薄面片。”其实，旧社会很多的人家连窝头、片汤都吃不上，旗人们吃惯了嘴，稍微差一点的都觉得委屈。
这就是老北京旗人的饮食习俗，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，但是随着清政府的瓦解，人民生活的提高这种民俗已经被人淡忘。
